融合&响应：

南京城市新移民的聚落与演化

□ 叶南客

(资料图)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但步入了经济持续增长的高速期，也步入了社会经济转型和政策制度重构的关键期。不同的变迁主线此起彼伏、相互叠应，既催生了一批特殊的城市“新移民”群体，还通过主动或是被动择居方式形成了或分散或聚集的居住格局，并陆续生长出一批特殊的城市“新聚落”，如北京五道口的留学生聚居区和唐家岭村的“蚁族”毕业生聚居区、广州萝岗区的失地农民安置区、深圳城中村的外来工聚居区等。如今，城市“新聚落”作为“新移民”群体在城市聚居依存的一类典型社会结构，往往拥有自身独特的结构特征和不为人所知的演化规律，而其生存和演化之路实质上就是一个同流入城市之间不断发生“融合—响应”的过程，这已成为洞察和影响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特色窗口和关键变量之一。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

上海路—南秀村留学生聚居区与南大、南师大相毗邻，是南京主城区较为典型的国际化社区，其“跨国移民”的日常生活不但在时间上表现出工作日规律性与休息日随机性的并存，还在空间上表现出有限的独立性和圈层的衰减性，并因居住、学习、购物、休闲等不同活动而形成了分异化的时空模型。受其影响，周边社区的响应自1980年代起已逐渐在空间布局、社会属性、产业经济、认同交往等层面和维度形成全方位的“国际化”特色，像其空间结构就在从功能单一的封闭式组团向以点带线、多重功能复合的开放型国际化社区迈进，公共服务体系也在从零散分布走向带状延伸、从本土化商业服务业网点走向兼具异域风情。

若按照“融合—响应”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类“社会型聚落”的生存和演化其实反映的是传统式纽带（如亲缘、地缘、业缘、族缘或是教宗）在新城市条件下的一种延伸。受强大联系纽带和根植性身份的内在影响，这类“新聚落”往往会在“融合—响应”过程中产生抗拒外力变更的内生惰性和内聚惯性，并表现为维度上的相对封闭性和端口上的不平衡性。尽管留学生迁移身份的“正规性”、社会文化导向及其相关政策资金的保障，能在短期内打破其在制度维度、经济维度上的先天障碍，却会在社会维度和心理维度的融合和响应上倾向于保有清晰边界，通过确认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社交网络，实现和流入地的长期并存。

在南京城市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要优化国际留学生聚居区的外在环境、削减其融合障碍，则应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的运作模式和奖学金制度，优化留学生管理服务体制；强调聚居区以高校与居住组团为主的空间布局模式，鼓励国际化特色下的功能复合，并确定国际化特色设施的门类与规模配比；健全留学生心理和语言文化支持体系，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和增设留学生社会组织，提高留学生和当地人的融合程度等。

身份与行为市民化的融入

从主城（幕府山庄）到工业园区（尧林仙居）再到边缘（西善花苑），通过对不同空间层级保障安置片区的实证分析发现，该类社区通常拥有用地混杂、交通不便的区位环境，户型偏小、人均面积不足的住宅条件，复杂化、差异化的通勤情况，以及因类而异、非均等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状态；与此同时，拆迁安置农民的融合程度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也总体偏低，空间、经济、社会、制度、心理等因素和维度均会对融合产生直接影响，个人特征因素则是通过影响经济、社会、心理维度而间接影响融合，其中属心理因素的融合影响最为深层，制度、空间因素次之，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则较小。

这类“工程型聚落”的生存与演化往往源起于制度维度的牵引，是“新移民”与城市之间因城乡工程开发和基础建设、而发生的制度性“契约”所带来的整体迁移现象。这一强制约束下的“融合—响应”互动过程，由于之前乡村状态下传统纽带的沉淀和延续，有可能会产生两类结果：同化或是并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移民”特殊政策与管理办法的作用能否持续发挥、以及拆迁农民能否淡化自身身份识别的独特性而主动适应和融入主流社会。

为了促进拆迁农民的社会融合并提升安置区的环境条件，一方面在空间安置策略上：可以通过优化社区选址，合理控制安置区规模，鼓励混合社区建设，完善公共交通体系，多元化配建住区服务设施，并对套型进行多样化弹性设计等等进行超前谋划和部署。另一方面在社会融合策略上：逐步改革现有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合理补偿标准，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健全居民再就业机制；改善社区服务，丰富社区活动，促进社区参与；助力居民增强主动融合意识、调适传统生活生产观念。

融合的维度与响应的效度

对于南京城市“新移民”和“新聚落”而言，无论是融合还是响应，通常都会涉及空间、经济、社会、制度、心理五个维度，这不仅代表了二者作用过程中由易到难、由先到后的递进时序关系，还反映出二者在影响效度上的某种一致性，即“融合”越容易发生的维度，往往“响应”也更加积极和快效。那么，城市“新移民”和“新聚落”究竟拥有哪些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针对其在城市生存和演化、融合和响应的多类情境，又该如何展开有效的理论性思考？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吴晓教授通过英文新著《Settlement Spaces-Urban Survival Prospects of China’s Special Communities》（Springer出版）提供了一份独到的观察和思索。该论著基于“城乡规划学&社会学”的跨学科视角，从南京的多类“新移民”和“新聚落”中遴选典型样本，既包括与“民工潮”和“全球化”浪潮相伴生的外来工聚居区和国际留学生聚居区，也包括城市增量拓建背景下的政策性产物——失地农民安置区，通过构建双向联动的“两端（融合端—响应端）—五维（空间—经济—社会—制度—心理）”理论分析框架，多样本、多情境、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地探究了中国特殊群落及其聚居空间的生存与演化之道。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