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松（前）指导科研人员开展抗流感药物研究。 　　刘征云摄（新华社发）

前不久，一篇关于流感的网文刷爆朋友圈。很多人感叹：“小小流感，竟有如此大的危害!”

虽然流感病毒变异性高、传播迅速、危害性强，但这次疫情并未引起恐慌，这是因为我们手中有药——从胶囊、颗粒剂到注射液，从世界首创工艺到建成全球最大产能生产线，我国已成为全球抗流感药物最为丰富、临床治疗保障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具备了应对任何规模流感的自主防控能力，早已摆脱了关键时刻防控药品买不到、买不起、买不足的困境。

而谈及国家应急救援和重大疫情防控，不能不提一个鲜为人知的研究所——攻克了一项项技术难关，取得了一个个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重大科研成果，往往能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一招制胜——这就是有着“防护尖兵、防疫铁军”之称的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药物研究所。

就是这个研究所，先后走出了7名两院院士，拥有1个国际组织指定“双资质”实验室，7个国家和军队重点实验室，获得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二等奖为代表的高等级科技成果奖190余项，取得新药证书74个、专利授权500余项，先后有一个研究室被授予荣誉称号，5个团队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14人次荣立一等功、二等功。

犹记非典病毒肆虐的2003年春天，该所研究员李松领衔的团队将流行病毒锁定为科研主攻方向，不久便取得成果。他们预判，下一场突然袭来的重大疫情很有可能是流感，随即自筹资金开展药物预研。

“这些事又没人逼着我们做，不如搞点其它课题，发点文章，评职称晋职级都用得上。”团队中有年轻科研人员质疑说。李松这样回答：“有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幸运!”

等到2009年，H1N1再次袭来，李松团队又一次创造奇迹：提高药品产能30倍，仅用135天就完成2600万人份的国家储备任务，为国家节约采购经费57亿元。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靠的是一种坐“冷板凳”的精神。在禁毒斗争领域，该所研究员李锦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20年。夜里10点半算正常下班，定期报告科研进展情况，凡是重大发现必须反复验证……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在李锦课题组坚持了20年。这是平平淡淡的20年，除了实验室还是实验室;这是艰苦跋涉的20年，每一点进展都举步维艰。

功夫不负有心人，好消息不断传来：李锦被聘为我国戒毒领域首个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他的课题组研究发现了新的阿片功能调节系统，并首次证明此系统对阿片成瘾和复吸具有明确抑制作用;与地方企业合作研发的防阿片复吸中药新药——断金戒毒胶囊具有理想的脱毒、防复吸作用，且自身不成瘾，近期获得国家临床批件……

在药物合成实验室，记者看到这样一幅景象：电脑屏幕上，出现一团绿色物质，中间有一处黄色凹陷，一排不规则的枝状物慢慢靠拢，嵌入其中。

“这是科研人员在运用万亿次集群计算机系统进行虚拟药物筛选实验。”该所副所长肖军海介绍，这一平台每天可筛选50万个分子，比传统筛选方法效率提高上千倍，以往半年的工作量，现在几天就能完成。他介绍，良好的产、学、研平台，是他们吸纳人才的一大“磁场”。

“除了向往军人身份，我看重的是这里唯才是举的科研环境、不为名利困扰的创新氛围，不给钱我都愿意在这里干!”留美博士段小涛，宁愿放弃高薪，也要来该所搞科研。

目前，该所拥有3名两院院士，有30人次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万人计划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15人次获得军队杰出人才奖或入选军队创新人才工程等军队重大人才工程。

难得的是，这样一支优中选优的队伍，还有一颗颗甘于奉献、淡泊名利的心。众所周知，药物研发生产在市场上利润极其丰厚，仅专利费用就非常可观。然而当一种新型抗生素上市时，该所专家却极力呼吁企业不要为经济利益大量生产，以免失去对抗超级细菌的最后一道防线。李松有个“三不”原则——不爱权、不爱名、不爱财。

危难时，他们敢于冲在前面。2015年天津港“8·12”特大爆炸事故发生后，该所防护专家王永安带头进入爆炸核心区，完成了一次“最美逆行”。身着厚重防护服、顶着高温连续作业，他几近虚脱。经过细致勘察，他提出“非防勿入、非训勿入，跨区处置、分级防护”，成为指导救援的行动准则。

像王永安这样危急时刻的壮举，在该所屡见不鲜。有一年，该所承担某应急药品生产任务。因生产过程危险，厂家在开工前夕突然变卦，撤出所有工人。紧迫情况下，派驻药厂的焦克芳、谢云德等人毅然承担起全部生产任务。徒手把一桶桶原料投入反应釜中，24小时轮流值班……40多天后，他们按时把合格的药品交付部队。

“每项科研成果的背后，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所长苏瑞斌深有感触。

而在故事背后，是该所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接续奋斗和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