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4日，中国经济“双循环”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其是“内循环为主”，绝非多数人理解的应对美国打压的权宜之计，而是在疫情冲击和全球秩序变化下，整个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国策调整。

众所周知，当年“沿海发展战略”的成功，源于王建提出的“国际大循环”构想得到中央认可，中国才在1992年南方谈话后进行了中国发展沿海的国策调整，并通过改革开放加速融入世界。尤其是2000年加入WTO后，中国一跃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地带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实现了GDP世界第二的经济崛起。这得益于国际大循环为主导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却也因“两头在外，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而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部压力。

到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4%，“大进大出”模式加重了国内产业基础薄弱、核心技术缺失等缺陷，就连国内也陷入生态恶化、地区差距扩大、产业升级瓶颈等恶性循环。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从外销转内销到扩大内需、供给侧改革等，我国就已有所侧重地进行调整。一是将外贸依存度从最高64%降到2019年的31.8%，回到了1998年水平;二是将经常项目顺差占比GDP由2007年的9.9%降至2019年的不到1%，已降到国际公认的3%以内的均衡水平;三是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外需不行靠内需，早已成为现实操作。

毕竟，2019年前，中国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就已“内忧外患”。外有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大环境，出口的扩大基本取决于低价优势，而非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内地人口红利减退、劳动成本上升，已然无法再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获取国际竞争优势。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加重“内忧外患”，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国际大循环现状。百年一遇之大疫情，带来百年一遇之全球经济大衰退，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崩塌，或因“美元—美债”等推倒全球多米诺骨牌。

IMF预测称，2020年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于是，伴随疫情失控及疫情防控下的“封国”“封城”，全球经济联系出现罕见的紊乱与中断，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风雨飘摇，再加上美国“退群”上瘾，非理性贸易摩擦等，以致IMF忧心忡忡地把当前形势定义为“大封锁”。新冠疫情加速撕裂世界，让外部环境变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以致那些产业链不完善、依赖外需的国家备受煎熬，加速了传统以国际循环为主模式的终结。中国尤甚，因为美国将中国当作眼中钉，从科技打压到金融、军事等新“冷战”已全方位展开，以致中国周边关系紧张、对外开放遇挫、国际循环受冲击，不得不向内看。因此，中国此时提出“双循环”实为形势所逼，需要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互促，应对外部环境恶化，更要稳定国内基本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真正主动调结构促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迎来以内为主、安内促外、内外复式的国家战略新时代。

或许就连对华开打贸易战的美国都不曾料想，中国经济内部的韧性如此之强!中国人不仅劳动总量世界第一、劳动参与率世界第一，而且中国坐拥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在全球供应链里举足轻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再加上14亿人口超大内需市场、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才，40多年的发展让中国构建了良好的供给体系和市场基础，是中国以内为主的最大底气。毕竟，相对于外部环境的“变”，不变的是国内基本盘的稳定，“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尤其在美国仍然深陷疫情失控与经济停滞的两难泥沼之时，中国第一个成功控制住疫情，且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复工间保持平衡，并让GDP转正，逐步成为全球的经济安全岛。

以此看，美国低估了中国的内在实力。因此，与其纠结于外部的不确定性，还不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因为从美、德、英等发达国家的路径看，它们无不经历过内循环占GDP80%以上、外循环占GDP20%以内的重要跃升期。照世界银行的说法，所有经济体都已嵌入全球产业链，故都存在内循环和外循环，只是重心、方向和结构有所不同。以前中国有老师带，学习西方就能收获后发红利，可如今中国跃居世界第二，非但西方老师不愿带着玩了，进入“无人区”后，也已非靠开放就能收获红利。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做好自己，以内循环为主，才能更好地外循环。

毕竟，中国自己也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针对国内突出的结构问题，需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其中，效率更多地对应生产环节，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公平更多地对应分配环节，公平分配将使得生产和消费循环更加畅通。而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弥补发展不充分，必须通过内部创新体系的完善，即内部经济大循环所带来的基础创新、商业创新、集成创新等方式，促使中国生产力的进步，进而打通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任督二脉”。尤其因为过去在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上过度依赖全球分工体系，如今在逆全球化与大国博弈中，中国被“卡脖子”。

2018年，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32%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而此次疫情加速了产业链断裂与断层，中美“脱钩”等加剧产业链“迁出”中国。2020年的美国银行全球研究报告显示，新冠疫情使得全球性行业中80%的公司遭遇了供应链中断危机，北美所有全球性行业中一半都在建立回流试行方案，未来“世界工厂”将会分散在世界各地。因此，为改变受制于人的窘境，中国不仅要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实行内部“备胎”计划，而且要通过自主原创和集成创新，实现技术内循环，更要通过国产替代内置和完善产业供应链，才能真正以内循环将经济命根掌握在自己手中。

以此看内循环，显然既不是“闭关锁国”之类的误读，也非启动内需如此小格局，更不是在自力更生中内卷耗散，而是在疫情常态化下对冲外部不稳定，对经济侧重进行的战略性调整。从“出口+投资”转向“内需+创新”，即曾经以外为主，改革开放驱动，现在以内为主，改革创新驱动。所谓的内循环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到“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将从供给侧到需求侧齐头并进，以结构优化和内生成长为核心，从而“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是为了更进一步主动的、更高水平的、更具韧性的开放。

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要利用这场百年一遇之大变局，统筹、联通和勾兑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复式结构，以此来夯实中国的基础和能力。因为中国当下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19年中国零售额已逼近美国，一方面又集中了全球最大的中低端产能。因此，国际市场之于中国极其重要，走向世界，包括人民币走出去，都是必然。更何况，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内循环举措实际上都是被逼无奈，也包括此次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导致在一定程度上看内循环为主。这是对外政治上“避开锋芒”、对内经济上“修炼内力”叠加的必然，一旦有机会缓和外部，开放合作还是大势所趋。

因此，内循环是以量变引发质变，修炼好内功强健自身，才能在对外开放创新上更具主动性。一方面，内循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作为落脚点，本质上依然是全方位开放，因为内循环的构建也需要跨国企业、外国资本、国际人才的积极参与，中国将坚定全面改革开放，引入外资“共谋发展”。即便在疫情中，外商直接投资依然不降反升，也已表明全球资本看好中国，中国经济安全岛的作用上升。另一方面，尽管中美全面开启新“冷战”，全球化出现逆流，但中国已站在了世界舞台中央，面对美国开启的排华浪潮，中国将“有理、有利、有节”地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柔克刚。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会面临大量政治风险，但中国并非就此放弃海外市场，而是以退为进，守住阵地蛰伏前行，以便长远更好布局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