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中国银行发布《2021年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该报告回顾总结2020年全球和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以及全球银行业运行情况，并对2021年经济金融形势以及全球银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关于全球银行业发展形势，该报告认为，疫情下全球银行业资产规模逆势扩张，存贷款增速差距持续扩大，利润大幅收缩、净息差收窄，资产质量有所恶化，资本水平整体充裕。中国银行业经营态势平稳，资负规模稳步扩张，盈利逐步修复。

展望2021年，全球银行业将呈现逆周期监管回归常态、资产增速放缓、盈利U型反转、金融风险防控压力加大、对公信贷模式优化等10大发展趋势。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面临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中国银行业生态场景建设、适应赤道原则等热点值得关注。

一、逆周期监管回归常态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冲击，全球普遍加码逆周期调控政策，阶段性放松对银行体系监管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将巴塞尔Ⅲ(最终版)达标时间推迟1年。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以及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阶段性调低资本、流动性监管要求，并针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和个人采取了纾困政策。

2021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疫情对全球银行业带来的负面冲击将逐步弱化，逆周期监管政策实施将逐步恢复常态，因疫情阶段性放松的监管政策将可能逐步恢复到疫情发生前的水平。资本充足率要求，特别是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可能因逆周期信贷投放力度的加大而提高。美国、欧元区及英国很有可能取消对银行分红派息的保护，恢复银行分红和回购股票的操作。部分国家将相继推进受新冠疫情影响而推迟的监管政策，如巴塞尔Ⅲ(最终版)相关政策、基准利率改革等。此外，疫情加剧了各国保护主义倾向，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可能进一步提升，如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方面。

与国际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受新冠疫情的冲击相对较小，监管机构采取的逆周期政策整体温和，主要体现在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个人和企业客户的纾困、阶段性放松部分中小银行拨备监管标准、延长资管新规过渡期等方面，并没有明显下调资本、流动性等核心监管指标要求。

更重要的是，中国根据宏观经济、行业结构以及机构行为发生的新变化，积极推动《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订，强化银行业基础法律法规建设。强化银行公司治理要求，夯实银行客户权益保护，出台了逆周期资本缓冲和总损失吸收能力等监管要求，稳妥应对包商银行等风险事件，对治理银行业乱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产生了积极作用。

2021年，随着经济逐步企稳，中国会继续借鉴国际经验，推进银行业监管制度建设，补齐监管短板，促进银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银行业监管政策完善的重点领域可能包括：针对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下降、业务模式不断调整变化的客观情况，逐步调整和完善银行业务范围，适度提高银行准入标准。加强银行公司治理建设，特别是针对中小银行暴露出的公司治理架构不健全，股东资质不佳、内部人控制和违规关联交易等较为突出的问题，加大治理力度。针对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业务发展中出现的新机构和业务模式，根据风险实质，夯实功能和行为监管，特别是对银行加密资产、线上存款、助贷和联合贷款跨区经营，以及具有科技背景金融控股公司，加强制度建设。针对大型银行，鼓励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行合格TLAC债券，推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并配套落实附加资本、压力测试、数据治理以及恢复与处置计划等监管要求;针对中小银行，积极落实差异化监管措施，增强存款保险机制的风险处置功能，完善问题银行市场化退出机制。继续强化和落实客户权益保护，细化不同类型客户权益的保护细则，顺应国际监管规则变化，加强客户数据和信息安全维护。

二、银行业规模增速放缓

2020年全球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逆势扩张，与货币政策的宽松密切相关。预计2021年全球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增速依然可观，但随着疫情对经济冲击的减弱以及逆周期政策力度的下降，银行规模增速较2020年会有所减缓。其中，美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同比增长将接近9%，欧元区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同比增长将低于5%，日本银行业增速将为3%-4%。2021年，随着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扩张预计将呈现以下特征：

规模增速在10%-11%。随着中国经济企稳，逆周期调控力度逐渐恢复常态，预计2021年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同比增速为10%-11%，增幅较2020年有所放缓。

中长期贷款有望维持较快增长。在“十四五”规划指引下，中国银行业将加大相关领域信贷投放力度，为基建投资、制造业产业链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等新经济模式提供资金支持。随着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入践行，针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将持续增加。上述因素都会推动中长期贷款的增加。预计2021年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将维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其在贷款中的占比预计将高于70%。

存款结构趋于调整。2021年，受监管政策趋严影响，银行结构性存款增速将趋缓，同业存单增速将随着市场利率和信用环境变化出现一定程度下滑，受存款保险覆盖的低风险存款吸引力将逐步提高。

三、经营业绩“U”型反弹

2020年，受净息差收窄和拨备计提大幅增加因素影响，全球银行业净利润降幅较大。预计2021年全球银行业净利润增速有望由负转正，走出“U”型底部。其中，美国银行业和日本银行业有望由负转正，欧元区银行业的降幅有望收窄。从中国银行业来看，预计2021年净利润将触底反弹，同比增速有望由负转正，实现2%-3%的增长。主要有以下几点支撑因素。

一是让利力度有望下降。随着实体经济逐渐回暖，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让利支持将回归常态。2021年让利规模将小于2020年的1.5万亿元。长期大幅度让利，不利于银行资本金积累和风险抵御能力提升;同时，通过让利形式提供的低成本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市场“无形之手”的运作机制，使部分金融机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二是营业收入稳定增加。2021年，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下行的空间整体不大，有助于银行夯实息差、巩固利息收入。随着消费的复苏，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银行卡、支付结算等手续费收入有望实现增长;低利率环境下，市场主体的发债需求依然旺盛，为债券承销带来增长机遇。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均有望实现稳步增长，预计2021年商业银行营业收入同比增速为6%-7%。

三是营运成本趋降。2021年，在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推动下，银行业加快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的使用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人工成本、渠道成本和运营成本，提高内部管理效率。

四是拨备计提对利润侵蚀程度下降。2020年以来，银行业加大了减值准备计提力度，为后期不良资产消化留足“弹药”。2021年，中国银行业减值准备的计提力度和节奏有望回归常态，对净利润侵蚀效应将有所降低。

四、金融风险防控压力继续加大

2020年，在疫情蔓延影响下，全球经济大幅衰退，货币政策持续宽松，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银行业金融风险防控形势日趋严峻。2021年，全球银行业金融风险防控压力将进一步加大。由于信用风险释放具有滞后效应，主要经济体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将继续呈现上升趋势;主权债、信用债、大宗商品等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呈上升趋势，将造成银行自营和管理资产的浮亏;部分货币可能出现流动性阶段性紧张的现象，跨境资本流动日趋频繁，银行面临的货币和期限错配风险加大。从中长期看，银行各类风险的提高将最终转化为对利润、减值准备和资本金的侵蚀，对银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负面影响。2021年，全球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仍将保持在低位，部分银行将面临较大的资本金压力，新兴市场中小银行面临的风险较大。

2020年，面对严峻的内外部形势，中国银行业运行平稳，风险整体可控。2021年，中国银行业的金融风险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资产质量压力将逐步释放。信用风险释放一般滞后于实体经济，2020年以来，银行展期、无还本续贷的贷款占比明显上升，部分风险尚未充分反映在五级分类指标中。2021年，前期积累的风险将不断释放，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的概率较大，预计在年底将达到2.0-2.2%。其中，城商行、农商行资产质量防控压力较大，不良率很有可能会达到近年来的高点。银行资产质量表现与实体经济存在紧密联系，经济增速表现不佳的地区资产质量防控压力较大。部分银行的非信贷类投资也将面临较大风险，这些资产多通过嵌套配置在涉及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项目，易产生传染性风险。

二是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造成的浮亏。2020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国内信用债接连发生违约，相关资产价格出现极端波动。这些事件对银行理财和资管产品损益产生较大影响，造成产品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较大幅度的偏离、甚至出现本金不能完全兑付的情况。2021年，不排除类似事件继续发酵，银行资管产品的风险管理难度持续加大。

三是部分金融同业风险值得关注。2020年，蒙商银行正式成立，包商银行的风险处置工作顺利完成。包商银行发行的65亿元二级资本工具发生全额减记，这是中国第一只全额减记的二级资本工具;部分银行在二级资本工具剩余期限小于5年时，由于续发的市场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被迫采取不赎回策略，体现出市场对中小银行信用风险的担忧。当前，中国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较高，不排除个别银行会重现类似包商银行的风险事件。与这些银行信用相关的同业拆借、同业存款、资本工具的风险值得关注。2020年以来，商业银行资本压力凸显(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拨备覆盖率和流动性覆盖率逐季下降，部分银行的损失吸收能力亟待增强，2021年银行业将面临一定的资本、拨备和流动性补充压力。

五、对公信贷业务模式持续优化

疫情发生以来，银行业公司业务呈现规模扩张特征。预计2021年，对公业务仍将受到疫情控制、经济恢复、政府支持性政策的多方影响，在规模、行业结构、收入结构、投放效率等方面呈现以下变化趋势。

第一，公司信贷规模增速放缓。疫情发生后，在政府纾困政策的支持下，美国、中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区域银行业公司业务规模逆势上扬。面对净利息收入下降压力及恶化的资产质量，下半年银行业普遍放缓公司贷款增长速度，主动处理了大量不良资产以减少季度拨备计提，提升盈利能力。澳大利亚银行业收紧商业信贷标准，要求一线员工在评估新增商业信贷时更加审慎。美国四大行三季度继续压缩公司贷款，对旅游、零售和商业地产等特定行业信贷审批持更谨慎态度，并通过压降被降级的贷款项目来降低贷款损失拨备。预期2021年全球银行业公司业务发展与经济的复苏轨迹密切相关。若疫情可以较快得到控制，公司业务随之改善;反之，公司业务的规模、资产质量以及资产回报率都可能继续下滑。从中国五大行来看，2020年上半年，公司信贷占整体信贷比重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图1)。预期2021年信贷向个人倾斜趋势或将延续。

图1：2019-2020上半年大型银行公司贷款占比变化

第二，公司信贷行业结构发生变化。疫情对各国信贷业务投向产生影响。欧洲、美国大型银行通过调整授信、风控模型，适应疫情下企业的现金流特征，更准确地估计企业偿还能力，指引新增贷款投向疫情下风险仍然较小的企业。美国银行业公司业务主要偏向电信、医疗、互联网基础设施等领域，零售分销商、日用百货等核心消费需求行业也将是重要领域。在“十四五”规划的指引下，预计2021年中国银行业公司业务将为基建投资、制造业产业链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等新经济模式提供支持，加大相关领域信贷投放力度。随着普惠金融理念的践行，针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将持续增加，中长期贷款规模占比有望提升。

第三，授信流程持续优化。随着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增加，公司业务竞争加剧，客户对信贷投放效率要求提高，实时流动性融资需求增加，融资与经营现金流的匹配度要求提升。银行业授信方式需打破担保等传统思路，探索基于企业经营特征的信贷审批模式。如，针对小微企业，依赖开放度更高的客户数据进行信贷审批的智能决策，探索纯信用贷款;针对科技创新型企业，探索知识产权质押等新型审批模式;针对轻资产、现金流有保障的服务业企业，探索依据经营性产权进行授信等。线上审批、线下复核的方式也将极大提升审批效率，满足客户流动性融资需求。

第四，探索非息收入来源。疫情发生前，息差收入是银行对公业务主要收入来源，占全球银行业对公业务收入中的70%以上。预期2021年，各国央行低利率、负利率货币政策仍将持续，倒逼银行探索非息收入来源。通过控制费率折扣、拓展新型交易费来源(如渠道收入、API接口使用费、咨询费、运营服务费)等，银行将积极探索非息收入来源，以应对息差缩窄面临的营收压力。国际大型银行持续探索向同业输出银行支付、结算能力，为中小型银行提供系统及管理能力，增加稳定现金流来源。预期2021年，非息收入占营收比重有望提升3个百分点。

六、消费金融发展明显回暖

2021年，发达国家银行业消费金融发展有所回暖，但仍要主动应对可能的风险挑战。在美国，虽然失业率、居民消费、居民收入等经济指标均将有所好转并且银行普遍收紧审批标准，但如果疫情不能及时控制，信用卡贷款、居民住房贷款等资产的质量都存在迅速恶化的风险;同时，随着银行业的数字化加速发展，支付转账、存储支票、偿付账单等业务操作发生的渠道正在越来越多地往线上转移。在欧洲，疫情仍将对经济发展带来显著冲击，商业活动收缩，人均薪资增长疲惫，消费金融将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存量业务的潜在风险持续加大;同时，移动运营商、软件供应商、支付服务商和结算服务商等移动支付相关产业将加大开发力度，加快新型支付手段在消费金融市场的运用。在日本，消费金融需求有望逐步恢复，但疫情带来的线上化和数字化转变将成为常态，逐步改变目前通过人海战术和投放巨量媒体广告营销的运营方式。

2021年，发展中国家的消费金融业务发展更为迅速。比如，东南亚地区得益于相对较高的移动互联网覆盖率以及较长的上网时间，消费金融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银行将加快落实构建金融服务场景的策略，寻找大型零售商、电子商务平台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俄罗斯，消费金融将成为竞争最为激烈的业务领域之一。

从中国看，近几年来消费金融发展迅速，截止2019年末金融机构个人消费性贷款(包括购房贷款)余额为44.0万亿元，同比增长16.3%。不含购房贷款的短期消费贷款增长明显。截止2019年末，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为9.9万亿元，同比增长12.7%，较2015年末的4.1万亿元增长超1.4倍。2020年，受疫情冲击，居民消费下降明显，消费贷款增速出现暂时性下降，2020年9月末金融机构个人短期消费贷款同比下降10.9%，个人消费贷款同比增速下降13.7%。从全年来看，中国金融机构个人短期消费贷款将同比下降10.5%左右，个人消费贷款同比增速达到14%左右。

2021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将进一步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预计2021年个人短期消费信贷余额将同比增长约15%，个人消费性贷款(包括购房贷款)同比增长近20%。消费金融发展将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场景金融将进入深入挖潜的新发展阶段。增长模式走向“线上线下”双轮驱动，线上、线下场景加快融合，搭建贯穿线上线下全渠道的立体式生态圈和金融服务体系，全方位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加速探索垂直化发展模式，延伸到从生产制造、物流运输、批发零售到终端消费的整条产业链，推动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第二，“非接触化”金融服务发展加快。获客方式向多元化演变，引入线上直播等新模式，深化互联网平台、智能家居等嵌入式营销;产品和服务向“数字化”转型，加快远程面谈、“无人银行”等新型服务模式发展;强化贷后管理的“非接触化”能力，催收“机器人”、区块链技术加快应用。

第三，客户群体进一步丰富，用户下沉和普惠特征将更加明显。2021年，在消费以及消费金融需求明显回暖的背景下，相关金融机构将进一步拓展客户群体：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的金融服务接近饱和，消费金融业务将进一步向年轻人以及中低收入群体延伸;在三四线城市以及更为广阔的县域将成为消费金融拓展空间的重要领域，成为消费金融机构的关键战场。

第四，息差面临挑战，影响消费金融业务的盈利能力。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将发展消费金融作为重点战略方向，市场竞争持续强化，推动新增客户获客成本显著增加;消费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和贷后管理成本也在不同程度上升。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修订新规，明确以4倍LPR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这意味着以往采用高利率覆盖高成本的模式难以为继，消费金融业务的利差空间被压缩，利润将有所减少。

第五，资产质量问题有所显现，下沉客户风险问题亟待破解。消费金融业务注重发展年轻白领、新婚家庭、蓝领工作者和农民等中低端的长尾客群，对银行相关业务形成良好的补充。一般而言，下沉客户群体征信数据缺乏，还款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且社会对小额失信的惩戒力度不够，相关消费金融业务风险管理难度较大。此外，消费金融领域的欺诈行为较为集中。

七、跨境经营聚集亚太市场

2020年以来，疫情蔓延、产业链断裂、金融市场动荡等多方面因素给银行跨境经营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与挑战。展望2021年，跨国大型银行的区域布局将更侧重亚太市场，跨境金融业态也将发生新变化。

一是跨国大型银行在欧美地区的业务将持续收缩。受疫情持续蔓延下经济复苏态势不明朗、市场活动减弱等因素影响，主要跨国大型银行在欧美地区创收持续疲软。2020年前三季度，汇丰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的税前利润合计亏损29.5亿美元，其中欧洲地区亏损额较2019年同期扩大2倍多，北美地区盈利较上年同期下降98%;花旗在北美地区的税前利润为19.38亿美元，同比下降60%;桑坦德银行在欧洲地区的税前利润同比下降42%;渣打在欧美地区税前利润达到3.93亿美元，同比增长4倍多，但整体规模较小，且盈利主要集中在前两个季度，第三季度单季税前利润同比下降40%。近年来部分跨国大型银行因欧美地区低利率、市场增长缓慢等因素已经开始撤出或裁减相关业务和市场。展望2021年，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后的谈判进程成为跨国大型银行在欧美地区布局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低利率环境持续挤压银行盈利空间，跨国大型银行在欧美地区的海外布局或将持续收缩或调整。

二是跨国大型银行对亚太地区的布局和投资将迎来新增长。后疫情时代，亚太地区将持续领跑全球经济，成为跨国大型银行重点关注和加快布局的市场。2020年主要跨国大型银行在亚太地区的盈利同比将有所下降，但与其他地区相比降幅较小，且主要集中在第一、二季度，第三、四季度明显好转。2020年前三季度花旗在亚洲地区的税前利润为33.97亿美元，同比下降13%，降幅明显低于集团平均水平(41%)，按盈利规模来看已经超越北美地区成为花旗创收最大的地区;渣打在大中华及北亚、东盟及南亚地区的税前利润分别同比下降12%和30%，合计降幅为18%，低于集团平均水平(19%);汇丰在亚洲地区税前利润同比下降27%，相比其他大型银行降幅较高，但依然低于汇丰在北美(98%)、欧洲(亏损额扩大2.15倍)、中东及北非(116%)的税前利润同比降幅。过去数十年来，亚太地区各国相继放宽双边贸易投资、金融业管制等，大幅吸引了跨国企业和外资银行的投资和设点布局。整体来看，亚太地区各国发展差异性和多样性较强，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有很大的空间。2020年11月15日，中国、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及东盟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一步加强区域内经济联系和生存要素流动，将撬动更大更丰富多元的跨境金融需求。

三是跨国大型银行在中东、非洲及拉美等地区的经营不确定性较大。一直以来，主要跨国银行根据自身经营特色和竞争优势，在除亚太以外的新兴市场都有所侧重，如桑坦德银行一直将拉美市场作为其重点拓展的市场，渣打在中东及非洲市场占有重要份额，花旗利用欧洲金融中心的布局和业务优势大力拓展中东及北非地区的机构及个人业务。2020年前三季度，桑坦德在拉美地区的税前利润同比增长29%，其他主要银行在上述地区的盈利情况有所下滑。其中，花旗在拉美地区的税前利润为5.74亿美元，同比下降74%，在欧洲、中东及非洲(EMEA)地区的税前利润同比下降24%;渣打在中东及非洲地区的税前利润同比下降83%，是各地区中降幅最大的;汇丰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税前利润亏损3.26亿美元，上年同期盈利20.41亿美元。中东、非洲及拉美地区因经济复苏态势不确定性较大、疫情防控不明朗等因素，给银行在当地市场拓展业务带来较大挑战。对于在当地市场份额较小的跨国银行而言，可能会收缩或撤退部分业务;对于部分已深耕多年的跨国大型银行而言，如桑坦德在拉美、渣打在中东及非洲等，或将维持现有业务布局，对业务长期发展保持审慎观望态度。

四是外部环境变化催生合规管理新思路。为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银行海外经营的合规管理将发生新的调整和改变。首先，合规投入将进一步加大。后疫情时代合规监管依然不放松，甚至有趋严态势。数据显示，2020年1至7月，全球金融机构因反洗钱、违反KYC原则等合规监管的处罚金额高达56亿美元。疫情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使得跨境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大，各国对金融安全问题更加关注，合规监管态势有望趋严，银行整体合规管理的技术、人员和资金投入将进一步加大。其次，当前中美关系不确定性依然较大，英国脱欧后的贸易谈判进程尚不明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断变化使得银行将加快更新内部合规制度，提升跨境金融合规管理的动态性和前瞻性。最后，疫情下各国监管碎片化或将加剧，不同市场的合规要求将出现明显的差异性，银行或将进一步细化区域中心合规官的设置，实现不同区域、不同市场的合规管理差异化调整。

五是产业链重构助力业务新突破。疫情加剧逆全球化态势，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塑。各国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进程开始加快，分工格局向区域化和本土化演变，高新技术产业链的主导权竞争将日益白热化。中欧合作深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及RCEP协议等将助推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客户结构更趋于区域化、周边化。就中国银行业而言，在双循环新格局构建过程中，跨境金融服务对象将由“走出去”客户的主导结构向“走出去”“引进来”并重的双向结构转变。同时，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金融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是社会创新的主体，目前不少跨国大型银行表示将关注有较好成长前景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利用全球网络优势提供丰富的跨境金融需求。

六是科技发展重塑跨境金融新业态。金融科技将给跨境金融业务带来颠覆性变化。在跨境贸易融资领域，区块链、光学和智能识别等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国际跟单信用证、国际保函方面，跨机构的数据共享和数据整合平台搭建将有效缓解重复贸易融资和贸易融资欺诈问题，满足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相应的融资需求。数字货币的探索与发展将重塑跨境支付生态体系，银行相应的跨境支付、跨境结算清算体系或将实现新突破。数字化平台建设和数字银行发展加快跨境零售业务的发展历程，线上金融服务的广泛应用、信贷审批流程和风险防控流程的线上化等提高银行拓展海外零售业务的便利性，跨境个人金融服务或将迎来新突破。

八、普惠金融加快数字化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冲击，也使得增强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更加迫切和重要。疫情下普惠金融加快发展。一是财政支持力度加大。2020年3月美国总统正式签署《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简称“关爱法案”)，通过薪酬保护计划、无追索权贷款、税收减免和退税政策等，帮助疫情受到严重打击的个人和企业渡过难关。2020年6月底，全球普惠金融伙伴关系组织(GPFI)确定了针对中小企业、青年和妇女的普惠金融高级别政策指南，为各国政府、国际社会提供参考。二是金融机构加大信贷供给。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达到13.73万亿元，同比增长28.4%;有贷款的户数为2363.3万户，较年初增加了251.4万户。三是灵活调整还款安排。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将实施抵押贷款减免措施，允许所有抵押贷款借款人可以延迟至少90天的还款时间，最多可延迟一年。2020年6-7月，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展期、无还本续贷等方式，对50.6万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1.44万亿元到期贷款本金实现延期，其中普惠小微贷款本金延期4126亿元。展望2021年，疫情加速线上金融服务、数字化金融平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将迎来新突破。

一是线上金融服务模式将不断拓展，加快对线下服务的补充和替代。互联网的广泛存在特性决定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搭建的零边际成本效应，使得金融服务触角向任何一个微观个体延伸都成为可能，为偏远地区的网点覆盖和金融服务拓展提供有力支撑。2020年疫情封锁和社交距离限制驱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使用在线支付、在线消费、在线借贷等服务，各类金融机构利用数字化技术搭建“非接触”服务渠道，加快了线上对线下服务的替代。截至2020年11月16日，中国共有2938家银行网点关闭，同期新设或转设网点2198家，网点净减少量为740家。手机银行、人脸识别、身份验证等广泛应用使得普惠金融可以凭借互联网形成较好的地理渗透性，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将加快搭建，形成对现有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

二是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将广泛应用，提升服务效率。普惠金融需求存在“短、小、频、急、散”等特点，信贷风险相对较高，信贷支持往往存在边际成本高但收益低的问题。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创新性应用，能让金融机构通过多个角度分析用户资质和风险状况，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既增强风险识别的精准性，又可大幅降低普惠金融服务成本。各类金融机构通过视频面签、线上信用审核、智能风控等方式为用户提供更便捷、快速、可靠的信贷支持，金融服务效率进一步提升。疫情催化金融服务的全流程数字化探索，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等从前更多由线下渠道完成的业务流程“被迫”上线。展望2021年，信贷全流程线上化和数字化将成为新趋势，助力普惠金融效率大幅提升。

三是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将加快优化，夯实普惠金融服务基础。进一步发挥好数字化技术在普惠金融中的作用，尚须加强相应的数字基础建设。一方面，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广，但是目前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互联网和智能设备普及度还存在一定差距，“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部分群体处于金融服务提供商的“雷达”之外。数字化服务手段的广泛应用，提高了老年人、农民、贫困人群等群体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对他们而言可能造成新的金融排斥。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助力提升数字金融服务的可触达性。另一方面，各类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在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和优惠的同时，对数据泄露、虚假宣传、欺诈等风险的担忧也开始提升。各类金融机构在系统安全、模型安全、资金安全和数据安全等将进一步优化升级，助力构建更加健康安全的普惠金融业态。

九、“科技信贷”或将步入稳健、可持续发展阶段

近年来，全球信贷市场发生潜在变革，尽管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仍是主要的信贷投放者，科技企业涉足信贷领域的步伐加快：一方面，以“P2P”等为代表的小型金融科技平台通过线上交易平台进行信贷投放;另一方面，各国大型科技巨头1通过自行发放或与金融机构合作等模式进行信贷投放。2021年，随着全球监管对“科技信贷”的监管与研究，“科技信贷”规模或将告别爆发式增长，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科技信贷步入稳健、可持续发展阶段。

第一，全球监管探索调整对“科技信贷”的监管框架。全球监管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是否调整“科技信贷”监管规则进行评估：一是“科技信贷”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影响，是否会威胁到金融体系稳定性及市场公平;二是“科技信贷”对于金融发展、金融普惠及效率等是否具备改善作用;三是现有金融监管框架对于“科技信贷”业务的风险是否存在有效的识别、监督及应对机制，以及是否存在监管套利空间等。当前，全球金融监管正在逐渐建立对“科技信贷”的监管框架，包括这些平台应当如何运营、应采取何种行动规避相关风险，以及如何加强信息披露及投资者教育等。

第二，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或将告别爆发式增长。科技巨头的信贷服务通过对借贷者非金融类交易数据、金融数据等对其用户进行授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但也面临着价格歧视、非良性竞争及隐私侵犯等问题。据估计，全球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总量从2013年末的106亿美元增至2019年末的572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94%(图2)。其中，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及部分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增速较高。自2014年起，中国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爆发式增长。截至2019年末，企业信贷规模已达5159亿美元，占中国信贷总规模的2%，占全球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比重达90%，是第二名日本(257亿美元)的20倍，是第三名韩国(124亿美元)的42倍。随着《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出台，大型科技企业面临更高的资本要求、联合贷款出资比例要求等，将探索更为稳健的信贷投放方式与节奏。预计2021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信贷投放的调整将影响全球科技信贷规模增速。

图2：2013-2019年全球科技信贷规模变迁(单位：亿美元)

第三，与金融机构合作或将成为科技企业参与信贷业务的重要方向。目前，中国对P2P平台的清退步入尾声，小型金融科技企业将不再直接从事信贷投放等金融业务。大型科技企业对信贷业务的探索将更加依赖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合作共赢”有望成为未来科技企业参与金融业务的主题。作为全球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排名第二的日本，大型社交媒体企业LINE通过与瑞穗银行合作发行消费信贷产品;电信企业NTT通过与银行、客户签订协议，为银行提供信贷评估服务;第二大电信服务商KDDI通过与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合作，合资创立了智能手机银行Au Jibun银行。在美国，苹果企业与高盛银行联合发行苹果信用卡，谷歌与花旗银行等银行联合发布活期存款账户，亚马逊与高盛合作开发消费信贷等服务。预计2021年，大型科技企业与大型金融机构的合作将为双方营造“合作共赢”局面。

十、绿色金融成为主流模式

2021年，发达国家银行业将更加关注ESG(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鉴于ESG问题对银行和金融体系构成的巨大风险，更多的银行将其考虑因素纳入风险管理、产品设计和长期战略中。在美国，随着拜登在大选中胜出，环境保护以及对抗气候变化将会是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2021年美国银行业绿色金融将开始加速发展;在英国，政府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战略，增加可持续项目和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到2021年将在清洁增长创新领域投入25亿英镑，并承诺到2025年达到每年220亿英镑;在日本，首相菅义伟发表首次施政演说时表示将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日本银行业绿色金融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速。

2021年，发展中国家绿色金融发展将更加迅速，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东南亚地区，将逐步搭建或引入绿色金融框架，形成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可持续投资市场参与者数量增长迅速，绿色债券、责任投资和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将有亮眼表现。在俄罗斯，大型银行加快绿色金融发展，为了顺应绿色金融的国际发展趋势，将有更多的银行按照《俄罗斯绿色金融指引》的有关内容建设本国的绿色金融系统，向开发绿色项目的本国企业提供相应的优惠贷款，为绿色企业注入发展动力。

近几年，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迅速发展。截至2019年末，绿色金融的总体规模已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0.22万亿元;绿色债券存量规模达到1万亿元左右，位居世界第二;其他创新型可持续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包括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绿色理财、碳金融等，为推动绿色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继续发展。6月，主要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1.01万元，同比增长16%，预计全年绿色信贷规模将达到12万亿左右;6月，存量绿色债券总规模已达1.2万亿，预计2020年，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增速仍将维持在30%左右，达到4500亿元，使总规模达到1.45万亿左右;此外，中国的试点碳市场已成长为配额成交量规模全球第二大的碳市场，8月末七个试点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额约为92.8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100亿元。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当前，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相比，中国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据统计，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仍有180个的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中国资源利用效率依然偏低，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10年至15年的差距。“十四五”时期，中国将逐步形成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绿色金融等完整绿色经济体系，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预计2021年，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将迈上新台阶，逐渐成为银行业的主流经营模式，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绿色金融业务规模快速上升，将达到1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银行充分体现社会责任和担当，坚持绿色信贷的规模、占比、增长与各行的地位相匹配，逐渐形成总体全覆盖、各行差异化发展的格局;大力推动绿色债券业务发展，充分发挥主要发行人、承销人和投资人作用，并积极提供绿债项目的相关信息，加强私有信息与社会公众的分享。同时，积极探索其他绿色金融业务，比如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绿色产业基金、绿色企业IPO 及并购服务等。部分银行将形成具有市场影响力的统一绿色金融品牌。

第二，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将有更多的银行借鉴国际经验，制定集团统一的包括绿色金融、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等的绿色发展战略，并将其嵌入“董事会及下属委员会—管理层—执行层”的管理架构之中。董事会统筹绿色发展的政策和战略，管理层将绿色发展事宜列入执行委员会常规议程。同时，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等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专营机构将加快设立和发展，推动专业化运作。更多银行将按照赤道原则、负责任银行原则等国际标准的要求强化环境风险管理。

(作者：中国银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