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瓶新酒再造现象级话题之作

19世纪末，易卜生创作传世戏剧《玩偶之家》，讲述女主角娜拉摆脱家庭中的玩偶地位、自我觉醒的过程，自此以“娜拉出走”为代表的个性自由、妇女解放思潮渐起。1923年，鲁迅创作短篇小说《伤逝》，为“娜拉出走后怎样”作解，女主人公子君被丈夫涓生抛弃后，抱憾而终。1982年，香港女作家亦舒创作小说《我的前半生》，把子君与涓生的故事搬到了80年代的香港，在新的时代社会环境下，子君意识到独立的重要，自我价值得到实现。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编剧秦雯曾在采访中提到，“娜拉要不要出走，出走之后怎么办？虽然这个话题我们探讨了好多年，但是每个新时代所面对的环境不一样，方式、方法，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也都不一样。这部剧中，我们更关注的是，这样一个女人出走原有的家庭之后，她的成长、她的情感是怎样的，以此来探讨当代环境下人与人的情感模式。”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根植当代大都市上海，彼时社会环境、女性地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围绕子君“出走”后的际遇，产生了爱情、闺蜜情、婚姻与家庭、职场等诸多领域的话题延展，同时表现了当代女性对实现自我、获得解放、自由等多个维度的思考以及多元价值的选择。

顺天改命再现百年后人物命运变迁

百年间，“子君”的命运走向悄然改变，围绕在“子君”身边的人物形象也同样发生变迁。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除了罗子君（马伊琍饰）与贺涵（靳东饰）、唐晶（袁泉饰）、陈俊生（雷佳音饰）、凌玲（吴越饰）等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还延展出多叙事维度和人物线形象，勾勒出一幅都市生活情感百态。

薛甄珠（许娣饰）作为子君的妈妈，由一开始的世俗，到女儿出事时瞬间变成主心骨，以及对女婿隐忍的挽留，她强势也弱势，最后她只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缩影；逼迫子君出走的罪魁祸首陈俊生（雷佳音饰），果断也懦弱，绝情也重义，从铁板定钉的出轨 “渣男”形象成功“洗白”成惹人同情的前夫哥；甚至是凌玲（吴越饰）“教科书级别的小三”，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加上演员生动到位的演绎，每一个都成为立得住的人物形象，真实鲜活，贴近生活。

不破不立她时代的励志女性新思考

女性励志题材一直是电视荧屏的“宠儿”，究其原因，除了迎合受众群体、不费脑、减压等因素，更与女性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掌握更多主动权、话语权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聪明睿智的独立女性形象，成为各类“大女主”剧的标配。

作为荧幕独立女性的代表，马伊琍从未涉足“大女主剧”，反而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中，深耕“独立女性”这一容易被脸谱化的角色，逐步拓展人设范畴。从《奋斗》里敢爱敢恨的“夏琳”，到《双城生活》中独立能干的“郝京妮”、《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中外柔内刚的女强人“潘芸”、《中国式关系》里讲求原则的“江一楠”，从马伊琍塑造的女性角色，可以一窥国产电视剧中独立女性形象的变迁，包容度渐强，从囿于男女感情、婚姻生活到真正寻找自我，不正是“出走”子君的现实写照。在《我的前半生》里，马伊琍饰演的罗子君，从被抛弃到重拾自我，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剖析、感悟人生，更能戳中现代人生活痛点。

作为最能代表大众艺术的电视剧艺术，其具有的引领价值、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意义不言而喻。关注现实、反映当前时代多元风貌，一定程度上决定电视剧本身的文化高度。将生活与艺术性高度结合，每晚19:30锁定广东卫视、天津卫视，现实主义题材大剧《我的前半生》燃情再起。